美國又在張羅“全球民主峰會”了。
一年多以前，美國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搞了所謂“民主峰會”首秀，應邀的國家有的降低出席級別，有的干脆放了鴿子，出席的國家里除了鐵桿盟友還在努力陪演，多半不愿被美國當槍使，或公開唱反調，或顧左右而言他。總之，張羅半天連份正式聲明都沒能發布，一場精心導演的“武林盟主大會”最后成了大型“翻車現場”，令“燈塔國”很受傷。
要說，這樣的結局也不令人意外。從國會山的“美麗風景線”，到阿富汗撤軍“大潰敗”，從新冠疫情病亡人數冠絕全球，到眾議長“難產”鬧劇連演四天，美式民主亂象叢生令人大跌眼鏡，制度規則早已淪為“富人游戲”，“民有、民治、民享”更是名存實亡；政治極化，黨爭惡斗，國家治理陷入“否決政治”的陷阱；種族歧視壓迫弗洛伊德們“無法呼吸”……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自己的民主病入膏肓，又有何資格對別人指手畫腳號令天下？
回頭想，美國張口“民主”，閉口“人權”，為什么這些“政治標簽”對美國如此重要？
因為文明社會凡事都要師出有名，民主自由人權就是這個重要的“名”。
美國霸權體系建立在軍事科技壟斷優勢之上，如果時間回撥幾百年，國際體系尚處于弱肉強食的殖民時代，船堅炮利足以維持霸權而無須多費口舌，但是現代文明之下，全球化時代各國融為一體，主權平等、公平正義等原則深入人心，凡事師出無名必會面臨國際社會巨大壓力，這就需要為“霸王鐵拳”戴上“天鵝絨手套”，獲得道義合法性，這正是美國在國際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卻要頂著民主自由人權旗號的原因。
一
不得不說，美國通過“顱內戰爭”改造認知、欺世盜名、爭奪人心的能力還是很強的。20世紀上半葉，美西方曾遭遇過一次全球性的“民主敘事危機”。當時面對社會主義運動狂飆猛進，美國所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逐漸失去人心，但是美西方資本精英通過對民主“元概念”的系統改造，最終反守為攻把“美式民主”與民主畫上了等號，壟斷了民主的定義權和話語權。
了解歷史上美國如何通過“認知戰”將民主這一原本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的旗幟變為打壓意識形態對手的利器，有助于更深刻地看清美國當下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侵略性及其深層的制度焦慮。
這要從工業革命說起。工業革命帶來社會大生產，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為社會主義革命壯大了階級基礎。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興起，民主成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一面旗幟。及至二戰前后，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社會主義運動迎來高潮，繼蘇聯之后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人民主權的民主理想在多個國家成為服務多數人民的政治現實。當時，世界范圍包括歐美內部都出現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反省和批判思潮，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文明的對立面被社會主義學說推到審判席。
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之后，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充分暴露，美西方重重危機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成就形成鮮明對比，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逐漸占據了道義制高點。
人們可能還記得，當時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時其國名都帶有“民主”二字。連西方自由主義堅定的擁護者哈耶克的精神導師米塞斯也宣稱，“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
隨著無法抗拒的民主潮流逐漸與社會主義運動交匯，民主漸漸成了社會主義的“同義詞”。美西方資本精英階層開始意識到，在一個普遍信仰人民民主的時代，反對民主不如引導和界定民主，與其把民主推向社會主義，不如確立“民主”與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可替代的關系。
為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爭奪對民主解釋的話語權，美西方政治精英感到必須從基礎政治理論上實現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于是他們啟動了民主話語的“置換工程”，企圖重置世界對民主“元概念”認知，為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名”。
這場關于改造民主的“認知戰”離不開美國“學術和傳媒共同體”的加持。迫于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思潮帶來的全球壓力，美國在加速推進全民普選的同時，政府聯合學界展開了浩大的民主話語改造工程，其策略是通過學理建構和輿論戰將社會主義制度置于民主價值對立面，將民主實踐和定義終結于競爭性選舉政治。
美國社會科學界在政府介入下開展課題研究，核心任務是建構一個規范性民主定義，使民主從“初始概念”上既遠離蘇聯人民民主模式，也遠離歐洲的社會民主模式，實現民主“去社會主義化”。
最終，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和多元“利益集團”理論完美吻合了美國的政治制度現實，被美國政府確立為所有學者進行民主研究的“正統”和“公理”，并以此為“元學說”建構起完整的民主研究范式，動用國家機器向世界推而廣之，美國政府以及各類基金會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
為了把美式民主的“競爭選舉”“多黨輪替”“三權鼎立”等特征轉化為民主的“普世”標準，此“偷梁換柱”的工程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以“美式民主”實踐為模板“量體裁衣”，從底層概念定義上排除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平等及政府對人民回應性等元素，核心意識形態功能是“區分敵我”，把美國及其盟友劃入“民主國家”，把對立陣營國家劃為“非民主或集權國家”。
二是運用當時先進的行為學、心理學成果論證“人民難以形成共同意志”，為其意識形態披上科學外衣。
三是構建學術范式，“競爭選舉民主”被確立為官方話語之后，政府通過資金扶持構建學術研究體系，任何“走偏”的研究成果不會被發表，學術同盟之外的學者會受到打壓。
二
經過冷戰時期兩代人煞費苦心的經營，美國終于讓民主與“美式民主”畫上等號，將這面社會主義旗幟據為己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成為“置換工程”登峰造極之作，民主威權二元對立敘事由此展開：凡是學習模仿美式民主的過程，就是“民主化”，堅持探索自己政治發展道路的，往往被列為違背“民主”潮流的“非民主”國家，民主自此成了美國自我制度標榜和干涉打壓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利器。
當然，美國運用這套標尺是有選擇的，對他們百依百順的國家、跟著他們跑的國家，他們可以對其政治狀況不聞不問，而對那些不聽命、不順從他們的國家，他們就要揮舞價值觀念的大棒進行打壓，進而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
美國民主話語“逆襲”是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其成功除了全球美蘇力量對比變化的客觀因素，還得益于美意識形態戰的“舉國體制”。美國擁有政府左右協調、社會上下聯動的“思想戰”機器，其機構設置之精細，流程設計之完善，宣傳策略之高效、相互協同之嫻熟，為其構建話語霸權提供了強大行動力。
民主話語霸權的建構，正是美國“重構認知”的典型案例，包含了從“偷換概念”“學術包裝”到“媒體傳播”“價值輸出”直至“思想占領”“文化收編”等全過程，軟硬兼施、潛移默化、久久為功，其精細和耐心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往往是在幾十年之后被影響者才幡然醒悟但為時已晚，一切都在“民主”“和平”旗號的掩護下發生了顛覆性的演變。
2011年10月9日，美國左翼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在自由廣場發表了支持“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吁打破民主與資本主義聯姻的幻象，揭示“選舉民主”背后的反民主動機，重新確立民主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不可分割的聯系。
實際上，這種聯系正在確立，并引發了美“民主敘事”的“第二次危機”，美國的深層制度焦慮由此由來。
這一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成功有著直接關聯。
三
“西方中心論”主導世界近五百年，美西方利用其軍事財富知識科技等壟斷地位不斷深化“資本專制的體系”，同時通過學術媒體層面的知識創造和話語引領為其提供道義和制度的合法性。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成為單極霸權，美政客們高呼歷史已經終結，布熱津斯基甚至在其出版的《大失敗》中斷言，到20世紀末社會主義將徹底失敗。
歷史的反轉有時快的出人意料。
短短幾十年，美國把搶來的“民主”玩壞了， 21世紀的世界新現實讓“美式民主敘事”漏洞百出。
“燈塔國”的“人設”正在崩塌——美國國內，百年變局交織世紀疫情，政府失信、社會失序、政治失能，其精心構筑的民主敘事無法為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國際上，不計后果的美式民主輸出成為“致命毒藥”，“顏色革命”在全世界引發造成嚴重后果，戰亂沖突人道災難，凡此種種讓不少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被美式民主的話語霸權“蒙騙”和“忽悠”。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志總裁斯蒂芬·里奇特認為，當下“美國亟須證明自己還是個民主國家”。
“西方之亂”凸顯西方“知識權力”難以為其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美式民主代表的制度體系固有的沉疴舊病和底層邏輯逐漸顯露。
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新冠疫情，經濟增長乏力、通脹失業高企、天量債務黑洞、貧富分化加劇、階層對立激化……有人說，美西方經歷著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規模和烈度的危機，正在觸及其治理能力和增長的“百年邊界”。
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呈群體崛起之勢，特別是中國，自主探索現代化道路取得巨大成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各種全球危機，中國總能化危為機，推動國家發展更上一層樓，推動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更臻成熟。
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更是打破了西方一元現代化的迷思，其制度上的優越性和啟發性不斷顯現，為危機重重的世界提供了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和制度突圍的啟示。
這些鮮明的對比效應，也從根本上動搖了美西方精心構筑的主流敘事，這比單純的GDP增長更具沖擊力。
政治層面，美西方一些國家面臨政黨失德、社會失序、政府失能的治理困境，根源在于制度出了問題。政治極化、黨爭激化、選舉冷漠，人民在權益最需要保護的時候找不到政府在哪里……這幾乎成為今日美西方民主政治一大病態，且在一些復制這類制度體系的國家也不斷表現，這些國家誤將崇尚對抗對立的“美式票選民主”視為民主政治的精髓予以復制，導致國家治理窘境。
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不僅是對民主本義的價值回歸，更有根據國情的實踐探索，例如民主與集中辯證統一，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協商民主的開放與包容，化解了現代轉型國家的社會結構變動和利益沖突；基層治理和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讓人民全程參與和監督國家治理，讓人民民主權利貫穿著中國國家治理的全過程，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經濟層面，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西方在全球極力推崇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資本的自由，資源、人力、政治權力皆可聽命于資本調遣，自由放任的結果是金融危機頻發和貧富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去國家化，其理論基點在于“政府是必要的惡”的假設，最終導致國家能力的弱化，讓資本成為主導一切的權力。
這種思潮對于謀求自主發展的國家而言是致命的。美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強推“華盛頓共識”，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為其資本自由進出大開方便之門。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擁有凌駕于資本之上的權力，通過平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駕馭資本，擺脫資本的控制與滲透的同時，克服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影響，在經濟活力與社會公平之間保持動態平衡，使之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是出現如波蘭尼《大轉型》中所說的經濟發展“脫嵌于社會”的失控現象。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和完善，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經濟治理的重大制度創新。
社會層面，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現代轉型社會必然帶來動蕩和沖突。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同時社會保持穩定，被認為創造了經濟和社會的“兩大奇跡”。反觀當下西方社會，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個人自由與集體自由沖突激烈，人的社會“原子化”惡果頻現，不管是應對危機還是社會發展都難以形成合力，“共識危機”頻發。
中國社會有著家國天下、集體主義的傳統文化底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通過發展做大蛋糕，秉持公平分好蛋糕，同時根據社會結構變化與時俱進，不斷增強執政黨的先進性、代表性和純潔性，拓展其執政基礎，提升其執政能力，強化其國家凝聚力，讓整個社會為了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目標統合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念之下……
國際上，中國打破國強必霸的歷史邏輯，通過和平發展實現自身崛起，以天下一家、協和萬邦的王道，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國際上捍衛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強大力量。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認為，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這就是摒棄叢林法則、不搞強權獨霸、超越零和博弈，開辟一條合作共贏的文明發展新道路。
四
長期以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要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幾乎唯一的選擇便是西方模式。然而，實踐證明，西方模式并不具備普世性，很多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反而陷入經濟停滯、社會矛盾叢生、政局動蕩的“怪圈”。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西方模式并非通往現代化的唯一路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另一種走向現代化的選擇。這也是美國近年來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進行瘋狂攻擊的重要原因。
可以預見，重大歷史轉換之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臨的外部挑戰將會特別嚴峻，面對的國際形勢也會特別兇險，患有霸權焦慮癥的美國會在輿論和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發起各種各樣的挑戰、質疑和打壓，妄圖“成功解構掉中國的成功”，消弭中國的制度競爭力和吸引力。
在中國崛起并不斷進入世界領導性國家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逐漸成為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形成更具普適性的新的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并日益為世界人民所接受。
美國對中國發起意識形態“圍剿”，目的就是通過捍衛所謂的“民主價值”，激活冷戰記憶并把中國拉入“民主對抗威權”的二元對立敘事框架，以形成“中國即是蘇聯”的思維定式，打造美國所希望的“意識形態統一戰線”。美國《國家利益》就曾毫不掩飾地指出，“我們在對華冷戰中的目標必須與在對蘇聯冷戰中的目標一樣”。
這個時候，中國更要保持充分自信。
價值觀是國際話語權的“內核”，其影響力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美國之所以能夠成就其霸權地位，完全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相對于其他國家的絕對的經濟優勢和軍事優勢。因此，打破美國體系圍堵的前提是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發展經濟，增強國家綜合實力。面對美國挑釁，不隨其起舞，也不任其胡為。
一句話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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